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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财务报表相应科目加总测算，可以看出，2018年A股上市公司共获得各类形式的政府补贴4830亿元，中央国有企业所获政府补贴金额的均值为4.3亿元，地方国有企业获得政府补贴的金额均值为1.53亿元，民营企业获得政府补贴的均值为0.73亿元；同时，中央国有企业补贴/资产比为0.09%，地方国有企业补贴/资产比为0.29%，而民营企业补贴/资产比仅为0.07%。

政府隐性担保方面。在政府隐性担保的作用下，风险溢价率对资产收益率有较为显著的影响。其中，企业国有产权属性针对不同级别（AAA级、AA+级、AA级）的债券，其风险溢价分别降低了50bp、56bp、55bp；AAA、AA+、AA级债券风险溢价每降低一个百分点，国有企业资产收益率会分别提高0.18%、0.10%、0.08%，而债券风险对其他类型企业资产收益率则无显著影响。与其他类型企业相比，国有企业拥有的融资成本优势能够提高企业盈利能力。竞争中性原则要求理清政商关系，减少来自政府的隐性担保，促进企业融资市场化，从而间接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，也提高了金融市场的总体效率。

使用E&R增速比收入增速更好的原因是，收入增速可能通过其他原因而非研发贡献，例如营销、降价促销等，这些活动并不反映研发的价值，而且，相应的营销费用或者毛利率会下降，最终E&R增速可能会远低于收入增速，并不能体现出研发驱动。而E&R增速显然比净利润增速要好，因为很多公司都不会在会计报表上确认太高比例净利润，而是选择持续投入研发。净利润增速显然是失真的。

贫富差距：贫富差距本身加剧了消费边际效用递减产生的影响。QE引发的金融资产价格上升使得大量持有这类资产的人群（通常为富裕阶层）变得更加富有，但他们的消费模式并不会因为短期的财富增加出现变化。通胀预期：货币政策的症结依旧出在预期上，通胀与通胀预期本身就有非常强的关联性。QE这项政策本身就应该迅速带动通胀的上涨，但随着过去这么多轮QE没能拉动通胀。人们对于通胀预期的降低也会造成消费冲动的下降。

4、成长股当我们说成长股时，实际上我们在说一种投资理念，寻找业绩持续增长的标的应该是股票投资者始终关心的话题。但是每个行业都有成长股，也不是只有中小市值公司才有成长性，也不是科技股才有成长性，因此成长股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。我们经常会把成长和价值对立起来看，但是实际上，多数情况下，我们所谓的价值投资，也是在寻找阶段性的内生业绩增长较快的公司。完全基于分红的价值投资本质是类固收的投资。在经典的成长价值划分中，把高估值看成成长股，而低估值看成价值股。这种分法与实际不符。平均来看，A股的估值水平与业绩增长没有明显的单调关系，高估值≠高增长。

Daniel Krieter认为，造成QE效果锐减的原因主要有三个：消费边际效用递减：从理论上来说，QE（以及其他货币政策）的意图是提前拉动属于未来的消费，但能够“拉得动”的消费数量属实有限。对于耐用消费品而言，随着长时间的低利率政策（以及预期），货币政策对信贷需求的拉动不复往日的荣光。